历史研究要重视实地历史考察

继计量分析、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研究方法自海外引进之后，近年又有一种在海外备受重视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口述史研究”传入。目前这种方法正在引起我国出版界和史学界的关注。这些从国外传入的现代化历史研究方法无疑可嘉惠史林，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千万不能“喜新嫌旧”，对于我国历史上一些优良的研究历史的传统方法，如“实地历史考察”等随便弃之，甚至有必要在对其“革新”之后使之发扬光大。

“实地历史考察”古已有之。司马迁青年时代不仅阅读了大量的皇家藏书，而且游历了大江南北不少名山大川，到处寻访历史遗迹，考察各地风俗民情，这为他日后写作不朽的史学名著《史记》打下了深厚而扎实的基础。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也是一位游历四方、注重实地历史考察的大学问家。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广泛进行实地历史考察实践活动的产物。顾炎武不仅注重书本中的实证，而且十分注意实地历史考察活动，他反对“琐琐于典籍文字之间，而不稽之于道理徒步之下”的汉儒学风。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车自随。所至塞，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详细记叙明朝十三陵起造规制和京东一带地理形势的《昌平山水记》，就是顾炎武“亲历对证，三易稿矣”而撰写成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更是一部文献资料与实地历史考察所得相结合的产物。在这部巨著里，顾炎武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披露了当时人民所受的深重压迫：“南人困于粮，北人困于役。”清代史学开拓者之一的万斯同（字季野，鄞县人，1638—1702年）年轻时就勤奋好学，“于有明十五朝之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黄百家：《万季野先生墓志铭》）。他又“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方苞：《万斯同先生墓表》）这种书本知识与实地历史考察相结合的学习，终于使万斯同成为一位卓越的史学家。

我国现代历史学家朱希祖教授（1879—1944年）的学行实多有与万季野相同者。朱希祖治史无不以官书及私著并重，以求折衷。他研究唐史、明史及太平天国诸史实，即本万季野氏之旨。尤其是朱希祖与万氏一样，也很注重实地历史考察：“尝游历陕西、晋北、金陵、广州以及名山大川，访求遗文旧事，并旁通目录、版本、校雠金石、考古等学。”他“讲学之余，赴南京郊外作古迹调查，在江宁、当涂、丹阳等地，发现六朝陵墓十三所，撰写调查报告（即朱希祖撰《六朝陵墓调查报告》，1935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出版）。”（傅振伦：《朱希祖传略》，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五辑）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于1961年曾去内蒙地区进行实地历史考察，回京之后根据考察所得撰写成蜚声海内外的《内蒙访古》一书。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1911—1991年）平生也十分重视实地历史考察，他曾说：“搞历史地理还有一项基本功，那就是翻活的地图———进行实地的地理考察。”他在1974年承担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编》的任务时，就与“一些同志一起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考察了长江和洞庭湖水系，在河南、河北两省考察了黄河下游的故道。”（谭其骧撰《谭其骧自传》，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

实地历史考察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诸如古墓葬、古建筑、历史遗迹、革命遗址以及当地土著父老的口碑传闻等等，都是实地历史考察的重要对象。事实上，许多历史考察旅游点往往同时又是著名的名胜风景点，诸如明代十三陵，清朝东、西陵，湖北通山县牛迹岭，湖南石门县夹山寺，蜀地合川钓鱼城，皖南黟县西递村，道教圣地龙虎山，海天佛国普陀山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会更使我们游兴倍增而学问大长！当然，若我们能够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寻找相应的地点去有目的地进行实地历史考察，则收获会更大。